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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道行驶。 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于3月10日下午15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多名政协委员将就有关议题作大会发言。[民盟中央副主席,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欧阳明高]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坚定不移地加速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建立社保体系是履行这一职责的主要途径。不断推进社保体系建设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的客观基础,对当前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更有直接作用。中共十七大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保体系以来,政府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财政投入力度、制度推进速度、水平提升幅度和惠及人民的广度,都堪称前所未有,深得人心。但是,“欧债危机”凸显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高福利是导致危机的主要原因,进而对我国社保体系的加速建设产生了疑虑。为推进社保体系建设,民盟中央去年在我国东、中、西部各选典型省份作了实地调查。我们认为——对当前我国社保真实现状及存在问题应有清醒认识。首先,由于起步晚,人口多,我国社保总体水平仍然很低。目前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每月仅55元,“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55元也就买4斤肉;城乡居民医保报销水平虽有提高,患者实际承受的费用负担仍然偏重,低收入群体因病致贫、返贫现象比较普遍。同时,社会福利事业更是任重道远,城乡居民大面积的上幼儿园难、失能老人照料难、残疾人走出家庭难,说明以社会服务为主体的老年人福利、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事业仍十分滞后。其次,社保实际覆盖率不高。据我们调查,私营企业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建筑、商贸类企业职工,个体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等群体还远未做到应保尽保,而且缺乏针对性的措施。第三,群体间待遇差距大、公平性缺失。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和其他劳动者之间。如农村低保仅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待遇的1/3,甚至更低;企业职工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仅为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养老金待遇的1/2至1/3。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我国社保体系建设刚刚起步,远远没到为高福利担忧的时候。同时,我们也认为——对欧洲部分国家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应有正确判断。欧债危机首先是所在国家经济或产业政策失误即经济原因导致的结果,同时也是源自华尔街的金融异化传导的结果,还是一些国家的政治家不负责任的结果。从世界经验看,百年来的事实证明,社保制度起着不断化解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的作用,而不是导致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社保制度不仅是各国人民的普遍需求,也是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不应将建设社保体系、提高国民福利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因此,我们主张——树立信心、明确目标,坚定不移地加速推进我国社保体系建设。1.尽快明确这一制度的建制理念、战略目标与发展路径,树立公平、正义、共享的核心价值取向,遵循以人为本、弱者优先的基本原则,坚持理性渐进,妥善处理好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权利与义务等重大关系。2.设立常态化的社会保障统筹设计或咨询委员会,条件成熟时成立大社会保障部;同时尽快提升社会保障经办能力,为持续发展提供组织保障。3.加大配套改革和投入力度,实现社保与劳动就业、收入分配、公共财政、人口政策的良性互动,从弥补制度缺失、完善与人民群众福祉密切相关的养老、医疗、社会救助制度开始,大幅提升保障水平并切实做到全民参保。4.根据现实需要及可能,建议“三步走”:第一步,2013年前构建起“两免除一解除”(用社会救助免除生存危机,用全民医保免除疾病恐惧,用全民养老保险解除养老后顾之忧)社保体系骨架。第二步,到2020年,形成完整的社保体系并全面定型,在普惠基础上大幅缩小当前过大的待遇差距,较全面地解除国民生活的后顾之忧。第三步,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前后,进一步完善保障制度,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全方位满足国民对社保及相关服务的需求,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 人民网北京3月10日电(人民网前方报道组)今天下午15时,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各党派、各界别的委员将就热门话题,从不同的角度,通过大会发言的形式,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全国政协委员武维华发言的题目是《完善科技评价奖励制度 营造良好科研环境》。武维华指出,科技评价与奖励具有重要的导向和激励作用,直接关系到科技工作健康发展,关系到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然而,长期以来科技评价奖励制度在许多方面与科技工作的发展不相适应,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据九三学社近年组织的问卷调查,78.5%的科技人员认为项目评审结果不公正,87.7%的科技人员认为科技成果评审和评奖需要“公关”。概括起来,科技评价奖励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体系不够完善。目前的科技评价侧重于具体项目评审,面向科技政策和计划的评价相对缺失;针对科研机构和国企研发绩效的评价机制仍不完善;隶属于部门的科技评估中心独立性不足,缺少反评估机制,难以保证评估的公正性。二是指标不够科学。在评价标准上重数量轻质量,在方法上重定量评价轻学术评议,在导向上重产出形式轻实际效果,重短期效益轻长远价值;宏观评价和微观评价错位,指标体系过于绝对化,评价活动过频过繁;对基础研究的评价过分强调量化考评文章、专著和获奖数量;技术开发类项目评价所强调的经济社会效益经常充满泡沫;对前沿技术研究评价过于强调短期市场效益。三是程序不够合理。项目评审经常由执行单位或个人操作,自行提出评审专家名单并邀请、承担评审费用、撰写评审意见初稿;经常有非同行专家参与评审;评审专家往往没有足够时间审查作为评价依据的技术资料;有时评审专家做“好人”;导致评价沦为走过场,“汉芯造假”就是典型事例之一。四是科技奖励导向跑偏。目前,每年仅省级科技进步奖就有7000多项,获奖人数近3万。一些部委未按规定取消科技奖,甚至为争夺国家奖而增加一等奖数量;成果“包装”乃至弄虚作假成为组织行为;领导干部搭车、牵头和权威挂帅成为常态,“跑奖”成为一种“服务”。悖离初衷的科技奖励异化为某些科技人员刻意追求的目标,挫伤了在一线潜心研究的科技人员、尤其是青年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五是科技人才评价制度亟待完善。科技人才评价、选拔和培养的行政干预过多,对诸如“海归”、“非海归”的同类人才设置多重标准,各类人才计划重复设置、相互攀比、界限不清,对“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落实不力等。例如一些计划采取行政方式选用人才,忙于为入选者“戴帽挂花”,较少为成长者“浇水施肥”;一些项目热衷于锦上添花;吸引人才过于注重物质,不注重科学、奉献精神的要求。 全国人大代表郭建华人民网北京3月10日电 (人民网前方报道组)今天下午15时,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全国人大代表韩再芬、郭建华、刘丹丽、郑晓幸等四位文化领域的代表将就“促进基层文化发展”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网络电视台记者:我有问题想提问郭建华代表。我了解到,目前在农村,特别是西部乡村,那里的农民一年到头也很难看到一场电影、一场文艺演出,而在30年前他们还能在家门口看到露天的电影。我知道您在乡村放电影已经30多年了,现在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基层的文化生活却匮乏了。您现在在基层放电影碰到了哪些困难?郭建华:我作为一位基层放电影的代表,像今天这种场合我还是第一次。在我回答问题之前,我首先受我们开封县领导的委托和开封县人民的委托,也代表全国基层的一线放映代表,代表千千万万受益的观众,向今天与会的各位记者老师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不会说普通话。我先作个介绍,我是从1974年从事农村电影放映工作的,这一干就是38年。在这38年里,我不但坚守住了一块农村放映阵地,更主要的也是一路在创新,这一路在发生着变化。放映的交通工具从我当初的拉板车到现在开汽车去放电影,片源从当年的黑白片到今天的彩色片,放映设备是从当年的胶片电影机到了今天的数字电影机,放映场所从当初的村头麦场露天放映,到今天组织全省城镇数字电影放映院线,放映体制从当年的计划经济到了今天的市场经济。人呢,也从当年放电影的大辫子姑娘到了今天的放映的老太太。我当时放电影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也有导演以我的形象拍了一部电影,这张照片上的是扮演我的电影演员。这一路下来什么都在变,就是郭建华放电影的信念始终没有变。从事放映这项工作以后,我好像上了高速公路,在这高速公路上我只看到了一个一个的加油站,就是一直没有看到出口。在这条路上我感觉越干越有劲,越干路越长。这38年我所走过的人生道路都是用一部一部的电影连起来的。每当我坐在放映场上,随着荧幕上的剧情和观众一块儿落泪、和孩子们一块儿欢呼、一块儿鼓掌的时候,我就忘记了什么是苦、什么是累,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感觉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38年来,我每天都是想着能给群众多放一场好电影,能让群众多看一场好电影,这就是自己人生中的最大幸福和乐趣。所以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这个信念。我女儿说,只要是跟我妈妈说电影,哪怕是深夜两点钟她仍然是两眼发光,我确实对电影有着大爱。拍这部电影,他们写了一首主题歌。一幕故事像老娘土,养壮了根儿,养壮了苗,养妙了女,养俊了男,养出了老百姓的好日子,养美了大江山。只要乡亲们喜欢看,我宁愿当一辈子乡村放映员。” 民革山东省副主委,山东省监察厅副厅长 孙继业: 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收费公路制度应当改革》。“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是改革开放初期,公路交通严重滞后、国家财力有限的条件下出台的一项政策,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孙继业: 一是收费公路过多。公路是公共产品,自古以来修桥铺路都是政府的义务,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公路是免费的。即使收费的国家,收费公路占道路总里程一般不超过1%。如美国收费公路仅占公路总里程的0.1%,占高速路的8.8%。我国收费公路虽然只占总里程的4%,但400万公里公路总里程中包括了350万公里的农村路,95%的高速路、61%的一级路都是收费公路。收费公路总里程及所占比例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二是收费站点过密。相邻收费站的间距不得少于50公里,这个规定已经太近;但许多地方得寸进尺。据审计署公布,在被审计的18个省、市中,收费站点就达4328个,平均每个省240个。如西部某省284个收费站中,有131个间距不合规,其中10个收费站间距不到10公里,过往车辆不堪其扰。因收费造成的堵车现象越来越严重,司机们经常怨声载道。三是收费标准过高。由于将收费年限和收费标准的制定权下放给地方政府,从而导致收费标准不一。如轰动一时的天价过路费案,郑石高速大型货车的收费标准相当于京石高速的3倍、京津塘高速的6倍。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披露,中国的高速公路通行费是全世界最高的之一。2010年,各省路费日均进账均超千万,19家路桥上市公司毛利率高达59%,成为最暴利的行业之一。高速公路成为“高价公路”。目前我国物流成本占GDP的18%左右,比发达国家高80%,其中过路费占运输成本的三分之一。为降低运输成本,不少车主违规超载,导致交通事故频发,给人民生命安全造成严重伤害。四是收费期限过长。“政府还贷公路”收费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年,但“经营性公路”收费期限可放宽至25年,于是不少“政府还贷公路”摇身一变,变“性”为“经营性公路”,成为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和“摇钱树”。如首都机场高速立项时为“政府还贷公路”,后来变“性”为“经营性公路”。京石高速收费年限竟达42年。人民群众对这种“收够了还收”、“没完没了”的做法十分反感又无可奈何。由于收费公路存在种种问题,不仅增加了经济运行成本,加重了民众负担,影响了通行效率,而且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形象。有关部门多次对收费公路进行治理,但久治不愈。究其根源在于不少地方把公路收费视为稳定的财源。因此不痛下决心,不从制度上进行根本改革,是不可能解决的。为此建议:1.取消普通公路收费。普通公路属纯公共产品,应是政府无偿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汽车使用者已经缴纳了车辆购置税、车船使用税、燃油税等税费,不应再重复交过路费。目前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已经具备了还公路公益性的条件和财力。建议取消普通公路收费,停止普通公路改制为经营性公路,让公路真正姓“公”。2.降低高速路收费标准。高速公路属准公共产品,可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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